关于《信条》，诺兰的剧本顾问终于开口了

2021-03-04 10:01 发布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打造的《信条》世界里，来自未来的人们已经想出了如何逆转人和物体的熵，并使之「时空逆转」。对于逆转的物体和人来说，结果先于原因。逆转的子弹从弹孔里发射回到枪管里，一个逆转的士兵和一个常规时空的士兵之间的战斗看起来就像一场畸形的木偶戏，而逆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双峰》中红房间里的梦语。

《信条》（2020）

要想转换逆转状态，所有人需要做的就是进入一个旋转门——它会以相对立的模式把他们从另一边吐出来。更复杂的是，影片的主角——名字就叫「主角」，由约翰·大卫·华盛顿扮演——同一事件中，他需要在旋转门中来回穿梭，后来又在一个战斗场景中出现了处于不同逆转状态的士兵。

《信条》（2020）

支撑所有这些动作的情节同样令人困惑，但当电影中的一个人物告诉主角不要试图从混乱中厘清头绪时，观众们就被暗示要跟着做，向花在银幕上的大把时光投降。

但与观众不同的是，经常担任诺兰的场记的史蒂夫·盖尔克必须时刻理解整部电影——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以及谁和什么是否被逆转了。在《信条》登录家庭影院和视频点播之前，盖尔克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到了参与一部颠覆了连续性和逻辑性的电影的感觉。

记者：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盖尔克：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并不是会看每一部我参与的电影。我知道这很奇怪，我应该看看电影最后拍成了什么样，但我的工作其实在片场就结束了。就这一点而言，我对一个项目没有控制权。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去看一部自己监制的电影，但我已经在片场看到一部电影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我已经拥有了对它的记忆。

我对待我的工作就像我是第一个看到它的观众。我有责任确保影片言之有理，连续性应该是天衣无缝的。所以这是我的首要任务，然后我要确保故事讲得通，还有台词。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有权提出质疑，所以本质上，我是第一个观众。

关于你的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我还没有在电影院看《信条》。真可惜，因为这部电影值得在影院的大银幕上观看。是的，它的DVD版本很快就要发行了，但是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在拥挤的电影院被观看而制作的。这一点让我有些难过。

记者：你在片场的工作内容包括些什么？

盖尔克：场记的角色每天都在变，每一场戏都在变。彩排就是许多变化会发生的地方。注意任何可能影响其他场景或故事结构的潜在变化都是很重要的。通常会先拍一个样板——这是一场戏的蓝图。然后，当一个场景实际开始拍摄时，我尽量确保事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从而损害样板的完整性。对白似乎总是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但我更关心的是确保整体背景不会发生变化。

与导演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一直需要有人去关注细节。我的工作曾被描述为法庭记录员或历史学家。当我们开始/结束时，我会给每天的进度进行存档——记录下每场戏的进度，拍摄了多少，还剩多少，等等。

在拍摄现场，我会给每一个镜头做笔记，好的和坏的，并为剪辑师提供一个模板，以便能够构建导演的愿景。我必须和导演、演员、摄影和灯光团队、发型和化妆、道具、音效、服装和艺术部门协同工作。我很荣幸可以和每个部门合作。我就像是每个部门的安全网，希望能尽量减少失误。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在剧本指导方面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是你希望自己一开始就知道的？

盖尔克：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每个人（在电影院校里）都会根据是否有成为导演的潜质来被打分。评分标准基于你的作品。学校没有告诉你的是，电影行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我希望我能了解和学习不同的工种。我在剧组的第一份工作是后勤，为工作人员提供食物和补给。我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出现在镜头里，而是为了让整个剧组开心。

有一天，我得回办公室复印场记的笔记，我额外印了一份，为了看看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看了看，心想：「我也能做这些。」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35年了。我知道的一切都是在片场学的，在片场做出反应和即兴创作。没有训练。只有35年的亲身经历。我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一切，所以我想我的愿望会是在入行之前对这份工作有所了解，但我没什么好后悔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过渡到剧本指导这份工作的？

盖尔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广播公司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制片助理。在那里，我遇到了安迪·西达里斯，他曾经拍过关于橄榄球比赛场边的拉拉队队员的影片。他在《体育大世界》节目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一直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将会是现场直播体育赛事，在开始我的电影职业生涯之前，我做过110多场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

有天，安迪对我说：「你觉得去夏威夷拍电影怎么样？」，我怎么能拒绝呢？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是导演助理……在夏威夷。我后来又跟他一起做了剪辑、发行的工作，我从他那里比在学校学到了更多。他拍接下来的一部电影时，问我，「你愿意做我的场记吗？」我回答：「当然，我要做什么？」所以，我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我那时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学得还不是很好。很快我又做回了后勤。

记者：你第一次见到诺兰，应该是拍《记忆碎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当时做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盖尔克：对，《记忆碎片》是我和克里斯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我的一个朋友是制片主任，她给我发了剧本，24天拍摄，投资1000万美元，新导演。当时读完剧本之后，我觉得它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剧本，直到今天也仍然是。

《记忆碎片》（2000）

我们在服装室外的野餐桌上坐了20分钟，聊得很开心。他明白我理解这个故事，而且和别人不一样。我听说他们为这个职位面试了很多人，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了。21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和他一起工作。

我那时已经和山姆·雷米合作了《鬼玩人3：魔界英豪》，那部电影拍了100多天，如果我说一开始我就认为《记忆碎片》和诺兰会大获成功，那是在撒谎。我只是把它看作另一份工作。但在参与《记忆碎片》的制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它造就了今天的我。毫无疑问，与克里斯共事的那段时间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让我的工作变成了一项事业。

《记忆碎片》（2000）

记者：你们的工作关系有何变化吗？从那以后，他的工作流程应该有了规模上的扩大？

盖尔克：我没有参与《失眠症》（因为它是在加拿大拍摄的）或《蝙蝠侠：侠影之谜》（在英国拍摄）。拍《致命魔术》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合作了，然后是其他的。没有什么剧烈的变化或发展。

《致命魔术》（2006）

他总是希望你做到最好，我也会倾尽所有。我们在戏外基本上不怎么聊天；感觉更像是一个接一个大项目，只是剧本变了。我想长久的合作关系对他来说是一种宽慰，因为他不必去适应另一个人。我是他的电影里的一个常量，只是电影的规模变大了，但我们对优质作品的期望从未改变。

记者：当你发现一个问题时，你会第一个告诉谁，然后你会如何与之沟通？

盖尔克：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是件大事，我会直接找导演，或者找第一副导演。如果很简单，我就去具体的部门解释我的担忧。

记者：诺兰保留了很多从早期开始就跟着他的老员工吗？

盖尔克：克里斯是个念旧情的人，否则我们也不会在他身边。我的任期可能是最长的，除非算上他的妻子兼制片人艾玛·托马斯。克里斯和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我想我们就像一双舒适的拖鞋。出于效率的考量，团队中总是会出现人员变动，但每个人都很享受跟他合作的机会。

21年来，我从未设想过自己会为他的下一部作品效力。我认为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锤子的买卖，当然，每次电话响起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如果电话没响，而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我也会尊重的。我认为能接到电话意味着我干得还不错。

记者：你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诺兰的剧本讨论？

盖尔克：大概是开拍前两周。我想要更多时间吗？当然，不过克里斯给我的时间就是两周。这个过程和其他项目一样正常。我把它分解，和他交换意见，以确保我的思考符合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开始拍摄。我还要跟服装、妆发等部门进行协商，确保我们的信息是同步的。例如，克里斯和我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敦刻尔克的时间线，以及天气问题的可行性。事情一度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但我们有过充分的讨论。

《敦刻尔克》（2017）

记者：《信条》关于时空逆转的规则，你需要完全理解多少？这让你的工作变得复杂了吗？

盖尔克：我先说说我在拍摄结束时的感受——就像《信条》的结局一样。这是我拍过的最难的电影。通常当我们拍完一部电影，每个人都会伤感起来，然后开始下一个项目。我很少和别人说再见，因为我只想完成我的工作，然后离开那里。我还会在其他项目上和大家见面。

但是拍完《信条》时，我真的哭了，因为我终于可以释放我在横跨7个国家和5个月的时间里储存在我大脑里的大量信息。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吸收的最海量的信息，我实际上还能想起这部电影对我造成的影响。想象一下，连续5个月，前后颠倒，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想着同样的故事，然后辗转7个国家。要记住的信息太多了——96个拍摄日！

杀青是一个很大的解脱，我只想立刻点击删除按钮。当一个项目结束时，大概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来减压。就《信条》而言，减压是立即发生的。我好好哭了一场，而且我的硬盘已经过载了。

我们每天都需要了解熵、湮灭和时空逆转等概念。这些都是在片场经常进行的对话，每个人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这是一次与许多部门的真正合作。人们会质疑、观看、重看——这不正是导演想要的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密闭的真空环境。

许多电影都是为了诠释而制作的，但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更确切地说是：「不要试图去理解它。」我认为克里斯想说的是，「和我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吧，相信你面前的一切，我会带你踏上一段疯狂的旅程。忘记你了解的世界，进入我的世界。」人们可能需要看100万遍，才能获知一些他们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或者试图找出故事中的漏洞。我为能尽力避免这些漏洞而感到骄傲。

记者：但你们俩都身处旅途之中，必须理解旅途中的每一个细节。

盖尔克：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段旅程，每个故事都需要你沉浸其中，比如《盗梦空间》。我不懂梦，连我自己的梦都不懂。但当你进入这个世界并遵守规则时，《敦刻尔克》是历史性的，所以在诺兰的世界里这是「正常的」。如果角色们抬着担架在沙滩上走了5英里，工作人员也就需要在沙滩上走5英里——那应该是拍摄日的第五天，我还记得。我们还要往回走，以拍摄下一个镜头。

《盗梦空间》（2010）

记者：《信条》需要你做一些额外的研究吗？你和诺兰是不是聊了很久才达成共识？

盖尔克：我不会说做了什么额外研究。一旦克里斯有了剧本，研究就完成了。我所需要做的是理解所涉及的原则。

在第一次看完剧本后，我心想：「我为什么要答应这个项目？」我有很多问题。我站起来，在华纳兄弟公司的片场走了一圈，只是为了清醒一下头脑。也许我希望在制片厂这块神圣的场地上得到灵感。我又看了一遍，并向视觉特效团队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剪辑师约翰·李寻求解答。我读得越多，就越困惑。但等到拍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准备好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沟通和交流了，我们会实时交换意见。

记者：能不能具体谈谈《信条》的连续性，以及诺兰在其他电影中值得注意的连续性问题？

盖尔克：开机的第一天我们就在拍《信条》最复杂的一些场景。我们直接进入了关于正向/逆向熵的拍摄。我们就不能先拍一些简单的场景吗？不。我们立刻把自己丢进煎锅里。服装上的连续性可能是这个项目要处理的最大难题。

记者：其他部门对每场戏发生的事情需要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顺利进行拍摄？这种困惑是否会导致新的问题？

盖尔克：各部门都是协同工作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动用到性能不同的多辆车，这其中还穿插着服装、道具、美术、灯光等方面的协调。这是一个跨国的庞大项目，而且由于克里斯喜欢实拍，你可能会认为视觉特效部门的作用很有限。但他们是这个项目的英雄。虽然克里斯使用了有限的视觉特效，但由安德鲁·杰克逊领导的视觉特效团队是故事的主脑。他们的领导力和剧本知识被低估了。

记者：你能想到时空逆转和熵这些元素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困难的具体例子吗？

盖尔克：全都很难，任何时候让你的角色以相反的方向移动都很困难，特别是在相同的框架下，逆连续性并不属于正常范畴，不是吗？

记者：据说克里斯托弗·诺兰在片场禁止椅子、水瓶和手机的使用。是真的吗？

盖尔克：总有人提这个问题。是的，片场没有手机，它会打断电影制作的流程。我赞同这条规则。我讨厌看到周围的人都在玩手机。我们是在工作，这不是用来订购东西或玩游戏的私人时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遵守这个规则。至于水瓶？从没听说过不能喝水。听起来像是一个都市传说。

没有椅子的故事也有很多人在传来传去。我们在片场没有实时监控屋——也就没有必要让椅子碍事。我们当然有椅子，但是基本上看不见。如果你坐着，那就意味着你不参与拍摄。我有一把椅子，但我不会坐在上面，那是存放我的设备/日常用品的地方。

想象一下，在手术室里，医生、护士和麻醉师都坐在椅子上等待工作。不，片场不是让人来坐着的，而是用来集中注意力，准备工作的。如果你的眼睛和耳朵都不专注在现场，你就无法工作。片场值得所有人的专注。这是尊重。

记者：你在诺兰的片场有什么特别难忘或有趣的轶事吗？

盖尔克：有趣的时刻吗？当然有。《敦刻尔克》，克里斯和一些士兵正站在英吉利海峡准备拍摄一个场景。我注意到一个士兵需要在他的脖子上围上一条毯子来搭配，我准备走到克里斯面前告诉他。我当时穿着防水连靴裤，就像一个渔夫。水可能有一英尺深。我转身挪步的时候，却滑倒在岩石上，掉进了英吉利海峡。

马上，我意识到手机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先急忙着抢救它。克里斯过来帮忙，因为他认为我受伤了。我的确伤了膝盖，但自尊心占了上风。我站起来，把湿漉漉的手机从连靴裤里拿了出来。克里斯原本是来帮我的，突然他看到着说：「现场不准带手机。」我回答道，「在我口袋里。」他接着说，「但你在我的片场。」他的冷幽默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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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虹膜翻译组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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